在當前中國創新事業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孵化器作為創新思想付諸實踐的載體，受益于政府部門出臺的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政策，吸納了大量財政和社會資金進入創新創業領域。本期讓我們基于全國孵化器數據，探尋這些政策對孵化器孵化績效產生的影響。

一、背景

當前，中國的創新事業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共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出要強化政策支持，促進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和成果轉化的主體。十九大報告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此外，國務院印發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也明確提出要發揮財政政策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引導作用。

孵化器是為初創企業提供優質創新環境和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作為將創新思想付諸實踐的載體，政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對孵化器予以重點支持，包括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引導了大量財政和社會資金進入創新創業領域，充分發揮了財政投入促進企業創新的職能。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政府的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對孵化器孵化績效的影響，使用2016年中國3255家孵化器的橫截面數據，以孵化績效作為結果變量，以是否獲得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等政策扶持作為處理變量，以經營水平、人才儲備、平臺規模、創業資源、知識創造、資金支持等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分析。

實證研究的基本思路是：（1）通過負二項模型建立基本的回歸；（2）通過Logit模型預測孵化器獲得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的傾向得分；（3）進行傾向得分的一對四有放回近鄰匹配，并進行平衡性檢驗；（4）得到匹配后的處理組平均處理效應（ATT），進行政策的比較；（5）進行敏感性檢驗，判斷模型中是否忽略重要控制變量；（6）運用多種匹配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三、結論

第一，經營水平越高、平臺規模越大、資金支持越足的孵化器獲得三種政策支持的概率越大；知識創造對獲得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人才儲備越多越有利于獲得直接投資，創業資源越充足越有利于獲得財政補貼，但這些因素對獲得稅收優惠沒有顯著影響。整體來說，政府傾向于將資金投向發展情況較好的孵化器，但幾種政策的關注點可能會略有不同。

第二，直接投資的平均處理效應為12.93個，財政補貼的平均處理效應為10.02個，稅收優惠的平均處理效應為38.648個，三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穩健性檢驗的結果也表明了研究結論是穩健的。可以發現，三種扶持政策均對孵化績效有顯著的激勵作用，其中稅收優惠政策最為有效，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的效果相當，直接投資的激勵作用要稍強一些。

第三，稅收優惠是一種相對連續和穩定的政府政策，同時也是一種市場化的手段。相較于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給予孵化器更少的限制、更高的自主性，有利于孵化器在遵守相關規定的同時作出最適合自身發展需求的決策。同時，減免的稅收金額直接轉化為創新投入和生產經營的一部分，具有極高的效率。此外，樣本中獲得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的孵化器數量分別為1295個、1883個和270個，稅收優惠的政策門檻要遠高于其它二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從側面反映出稅收優惠的效果更強。原因可能在于：孵化器接受直接投資，其所有權結構中政府將占據主要地位。因此，直接投資在帶來大量資金、幫助在孵企業發展的同時，也代表著政府擁有孵化器的管理權，這可能會對孵化器的創新和經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從而導致政策效率降低；財政補貼的相對效果之所以更低，可能是由于其往往具有“專款專用”的特點，獲得補貼的孵化器雖然會在政府指定的項目或產業上加大創新和孵化力度，提高孵化績效，但同時也減少了對其它領域的資金支持，導致政策效率的降低。

四、政策建議

（一）將稅收優惠作為提高孵化器孵化績效的主要政策工具

與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相比，稅收優惠政策對孵化器孵化績效的激勵作用更強、也更為穩定，當前應該將稅收優惠作為主要政策工具，繼續擴大政策涉及的范圍，給予各類孵化器普遍的、非歧視性的稅率優惠制度，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保證減稅政策得到充分的保障、得以有效的落實。

（二）將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作為提高孵化器孵化績效的輔助政策工具

同樣作為政府促進孵化器創新發展的手段，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也對企業孵化有著較強的激勵作用。但特別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對孵化器進行直接股權投資后，應盡量采取市場化的管理方法，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使孵化器的自主性提升，從而減少政策的效率損失。此外，在進行財政補貼時，應逐步減少其限制條件，同時加大補貼力度，使財政補貼能夠真正為企業所用。

（三）視不同情況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

雖然直接投資和財政補貼的政策效果弱于稅收優惠，但直接投資具有政府把控力強、資金規模大等特點，財政補貼具有操作簡單、資金流動迅速等特點。同樣作為政府提高創新孵化績效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三種政策有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因此只有優勢互補、有的放矢，協同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方能應對孵化器復雜的內部情況，從而達到政策效率的最大化。

注：*原文刊載于《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作者：關成華、袁祥飛，文章經整理。

編輯：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