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務的居民參與率，是體現志愿服務發展水平的關鍵要素，也是反映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如何提高居民參與率，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面臨的挑戰。歐洲2004年“健康、老齡化和退休調查”顯示：總體來看，在5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志愿服務平均參與率為10%；但不同國家之間存在明顯差異，荷蘭、瑞典等國高達20%，而希臘、西班牙等國則只有3%左右。即使在同一個國家或地區，隨著時間的變化，志愿服務參與率也會出現大幅波動。比如：從1965到1993年，美國勞動年齡已婚婦女的參與率，就從16.4%下降到9.3%；21世紀初，瑞士的志愿者數量大幅減少，40%的體育俱樂部難以招募到長期志愿者，其中10%的俱樂部因此難以為繼，并且類似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廣泛存在，如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等。

近年來，我國志愿服務發展較快，志愿者的數量迅速增多，在經濟、社會、環境等諸多領域，發揮著越來越突出的作用。但是就目前來看，居民參與率還不夠高，志愿服務的規模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我國“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注冊志愿者人數占居民人口的比例，要達到13%。但是在“十二五”末，這一比例僅為5%左右.

研究哪些居民更有可能成為志愿者，有助于準確定位志愿者的目標群體，也有助于改善相關條件，吸引和鼓勵更多居民參與。從經濟學觀點看，志愿服務是志愿者為實現個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對時間與經濟等有限資源進行優化配置的結果。就志愿者個人而言，相比經濟成本，志愿服務顯然更需要時間投入，是典型的時間密集型活動。因此，時間分配應該是分析志愿服務參與問題的最關鍵要素。

截至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重點，主要是志愿者和志愿服務的特征及外部條件，缺乏對志愿服務內在性質的分析，并據此對時間因素作深入探討。比如，除了年齡、性別、婚姻等因素外，國內有些研究關注志愿者個人的行為態度、主體規范等，有些關注志愿服務的激勵和保障因素。個別研究關注到時間因素對老年志愿者的影響，但是沒有作為重點進行充分考察。西方學術界對時間分配問題關注較早，探討也更為深入，但是在志愿服務領域的研究與運用并不深入，近年來的一些文獻關注到影響志愿服務時長的因素，如年齡、就業率、工資水平、子女數量等。另外，有些文獻討論了工作時間對志愿服務參與率的影響，但是關于其他時間的作用，則缺乏專門的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相關理論和志愿服務性質，將居民個人的全部時間分為三個部分：工作時間、生活時間和自由時間，重點研究不同類型時間對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的影響。本文與以往文獻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一，將傳統的非工作時間（閑暇時間）細分為生活時間與自由時間，明確二者的性質差別，并使志愿服務的時間范圍更加精確（歸屬于自由時間）；第二，全面探討三類時間對志愿服務參與概率的影響，而不是僅限于工作時間，由于三類時間的影響方向不同，這一分法有利于研究深入。

本文通過構建logit二值選擇模型，對三類時間的影響作了比較研究。總體來看，工作時間的影響與預期不符，雖然是負向但不顯著；生活時間、自由時間的影響與預期一致，前者為負向，后者為正向，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影響程度上，生活時間或自由時間若每周增加1小時，居民成為志愿者的可能性，會分別減少0.7%或提高0.7%。控制變量的情況是：年齡的影響呈U型；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的因素，包括健康狀況、接受過志愿服務、家人中有志愿者、中共黨員、北京戶籍、非農戶口；產生顯著負向影響的因素，是已婚（有配偶）。特別是“接受過志愿服務”和“家人中有志愿者”兩個變量，在各個模型中均產生穩定的正向影響，表明志愿服務有著顯著的正外部性。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顧相關文獻，提出研究假設；第三部分說明數據來源、樣本情況和變量設置；第四部分明確研究方法，討論回歸結果；第五部分進行總結，提出政策建議。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居民個人時間的分配，探討不同類型時間對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的影響。根據相關理論和志愿服務的性質，本文對個人時間進行分類，形成工作時間、生活時間和自由時間三個部分，并明確志愿服務時間屬于自由時間的范疇。這一方法突破了以往研究只注重工作時間的局限，不僅更加精確地界定了志愿服務的時間范圍，而且能夠研究更多類型時間對于志愿服務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在三類時間中，生活時間和自由時間對居民是否參與志愿服務的影響更為顯著，且二者的影響方向相反。這一情況說明，本文的時間分類方法符合志愿服務的特點，有利于準確評估不同類型時間的作用。

本文研究發現，無論是單因素分析，還是多因素分析，假設2即生活時間對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產生負向影響，以及假設3即自由時間對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產生正向影響，都得到了驗證；但是，假設1即工作時間對于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產生負向影響，沒有得到完全驗證。根據樣本總體回歸結果，工作時間的系數符號雖然為負，但是并不顯著，因此與假設1不一致；生活時間的影響為負向，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居民的生活時間越多，參與志愿服務的可能性越小，若每周增加1小時，可能性會減少0.7%；自由時間的影響為正向，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居民的自由時間越多，參與志愿服務的可能性越大，若每周增加1小時，可能性會增加0.7%。另外，年齡的影響呈U型，其他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的因素有：健康狀況、接受過志愿服務、家人中有志愿者、中共黨員、北京戶籍、非農戶口，產生顯著負向影響的因素是已婚（有配偶）。特別是“接受過志愿服務”和“家人中有志愿者”兩個變量，在各個模型中均顯示出穩定的正向影響，表明志愿服務有著顯著的正外部性。

根據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相應的政策啟示：第一，減輕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增加其自由時間，有利于提高志愿服務參與率。減少工作時間本身未必能促使居民參與志愿服務，但是會因此增加自由時間，從而改善了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的條件。從社會發展趨勢來看，隨著技術進步和家務社會化程度提高，人們做家務和照顧家人的時間會逐步減少，這對于提高志愿服務參與率是有利的。第二，工作單位開展組織動員，能夠有效促使員工成為志愿者。這是北京志愿服務的客觀現狀，也是一個明顯特點，應注意保持和發揚。但是從長遠來看，為了進一步擴大志愿服務的社會基礎，增強發展的均衡性與可持續性，還需要大力開發民間的志愿服務資源，鼓勵和支持居民自發開展志愿服務活動。第三，由于志愿服務存在著顯著的正外部性，應注意擴大志愿服務惠及居民的范圍，同時鼓勵志愿者在自己的家庭中發揮積極帶動作用，并加強吸引家庭中沒有志愿者的居民參與志愿服務，這樣將有利于快速提高志愿服務的參與率。

本文的不足之處：一是有些關鍵數據缺失，可能影響研究結論，比如是否有子女，已有文獻中更多使用的是學齡前或未成年子女數量，但本文數據中沒有作區分，可能導致相關變量不顯著；二是時間的性質分析及類型劃分仍然比較粗略，如果志愿服務的時間范圍及同類活動可以繼續細化，對于居民參與志愿服務的選擇，就能夠作出更加準確的分析和預測。下一步，可以針對這些不足，通過提高數據質量、改進研究方法等，得到更加準確、可靠的結果。

注：本文發表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第2期。作者：關成華系首都科技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佑輝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如需全文請聯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

編輯：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