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但國內外多數研究者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要素投入，而非技術的進步。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以往依賴于大量要素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要求，粗放式發展遺留下來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進一步制約了中國經濟質量的提升，逼迫中國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向技術進步要增長。

《2018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從城市自身發展來看，北京、上海在發展過程中同樣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資本形成減速、人口紅利收縮、環境污染嚴重等各類約束；從全國范圍來看，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北京、上海在眾多發展領域均保持著國內領先水平，對周邊城市群甚至全國各地區都起到了輻射帶動作用，北京、上海地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最新前沿形勢。因此，通過研究北京、上海地區的環境全要素生產率，一方面可以幫助發現、解決兩地自身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多種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京滬兩地的發展經驗為國內其他地區的未來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借鑒和參考。

一、已有研究概述

目前，在全球眾多研究機構中，OECD在全要素生產率測算領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和較高的權威性，其在2001年發布的Measuring Productivity和在2009年發布的Measuring Capital[8]已成為眾多研究機構和學者在研究全要素生產率時必備的參考手冊。2016年9月，OECD發布了其在全要素生產率測算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考慮環境調整因素的全要素生產率”（EAMFP，Environmentally Adjusted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將其歸入OECD綠色發展指標體系之中。該指標將多種自然資本和環境污染納入到傳統增長核算框架中，輔以計量回歸方法，對51個國家進行了更加全面、科學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

從研究方法來看，OECD測算EAMFP的方法基于增長核算框架，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相比國內多數文獻使用的DEA和SFA等方法，通過增長核算框架測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更加絕對，研究思路更加簡潔，結論可比性更強，所以更適合政府、研究機構定期發布研究成果使用。

二、數據處理

資本投入

目前國內外學者多采用資本存量測算資本投入，本文同樣采用這種方法。中國張軍在測算各省資本存量時所采用的方法較為全面、科學，相關研究成果也被廣泛引用，因此本文采用張軍的方法對京滬地區資本存量進行測算，具體使用的是Goldsmith在1951年開創的永續盤存法，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是折舊率，是投資額。由于在使用永續盤存法測算資本存量時，所選取的開始時間越早，后期的資本存量測算結果就越準確，因此本文雖然僅需使用1996年后的資本存量數據，但出于更加準確的考慮，仍以1952年作為基年進行計算。基年資本存量使用張軍文中采用的數值，折舊率為9.6%（該折舊率計算時，把固定資產投資分為建筑安裝工程、設備工器具購置和其他費用三類，根據其各自壽命期，采用幾何效率遞減的余額折舊法，分別計算三類固定資產投資的折舊率，然后以三類投資所占的比重加權得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折舊率），投資額使用固定資本形成額，其中，1952-1977年的固定資本形成額數據源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1995）》，1978年以后的固定資本形成額數據源自《北京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由于計算資本存量時需要使用可比價投資額，因此還需借助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對歷年固定資本形成額進行調整。北京市1991年以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源自《北京統計年鑒》，上海市1993年以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源自《上海統計年鑒》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兩市其它年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根據《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核算歷史資料（1952-1995）》數據計算得出的投資隱含平減指數代替。

?勞動投入

國內外多數學者使用從業者人數代替勞動投入。然而，簡單地使用從業者人數會忽略掉許多有價值的信息，比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熟練程度、不同工作類型的勞動者的勞動并不同質。由于教育對于提升勞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世界銀行在測算各國國民財富時甚至直接使用公共教育支出表示人力資本，因此，為了提高測算精度，本文參考蔡躍洲的方法，通過教育程度區分并匯總不同類型的勞動投入。但是，正如蔡躍洲在文中所言，中國的社會微觀調查樣本數量有限，加之調查年份不連貫，導致數據波動較大，所以本文沒有使用社會微觀調查數據，而是借助教育回報率和連貫、全面的宏觀統計數據對勞動投入進行相關測算：

1、將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分為未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五檔，遵循國內文獻的普遍做法，設定上述五類教育程度的受教育年限分別為0、6、9、12、16年。京滬地區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參照岳昌君[13]對2000年中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明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結果，假設本文研究期間的后四類受教育程度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保持不變且分別為：小學、初中3.7%，高中5.2%，大專以上7.5%，所以，如果以未上過學的勞動者的相對單位工資為1，則受教育程度為小學的勞動者的單位工資為1.24，初中為1.39，高中為1.61，大專以上為2.16。

3、匯總上述五類不同受教育程度勞動力的增長率，得到經過受教育程度調整后的勞動投入增長率，其中為第j類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相對單位工資，為第j類受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實際單位工資。

2004年的從業人數和2011年的受教育分布程度存在較大波動，對于這一小部分數據起伏較大的年份，本文采用其前后兩年勞動投入增長率的平均值作為當年值。

?自然資本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并未將自然資源納入研究范圍，但事實上，自然資源對于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經濟活動需要自然資源的投入才能正常運行，另一方面，開采自然資源本身就能提高GDP。國內學者在將自然資源納入生產率研究時，大多數時候是把自然資源作為中間投入進行考慮，而EAMFP的思路則是研究由開采自然資源所獲得的租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本文在考慮自然資本時采用后一種思路。

考慮到數據可得性，在測算京滬兩地的自然資本時僅考慮煤炭、石油、天然氣三大化石能源。京滬地區三大化石能源產量數據源于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的地區能源平衡表。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中的中國歷年煤炭、石油、天然氣租金占GDP比例，《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歷年GDP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的歷年能源開采量，可以計算出中國三大化石能源的歷年單位能源租金。因為缺乏省市級能源租金價格數據，所以假設國內市場的能源價格具有相對一致性，使用全國單位能源租金代替京滬兩地的單位能源租金。

實際測算EAMFP時，把三類化石能源的自然資本增長率合并為總自然資本增長率，匯總公式如下：

?期望產出

參照OECD及國內絕大多數研究文獻的做法，以不變價地區GDP作為期望產出指標。京滬兩市數據分別來自2016年《北京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

?非期望產出

理想情況下，非期望產出應該包括大氣、水體、土壤中的各類具體污染排放物和受到嚴格控制的排放物，如OECD考察的污染物有SO2、PM10等，受到嚴格控制的排放物有CO2等。由于中國從2000年才開始比較詳細地統計各類具體污染物的排放量，而本文的研究時間早于2000年，所以本文在測算非期望產出時僅考慮CO2。雖然我國對于廢水、廢氣、工業固廢的統計時間較早，但各地三廢中的污染物成分差異大，可比性較弱，所以暫不考慮。

本文將CO2作為非期望產出，需對京滬地區CO2排放量進行相關估算。按照國內多數文獻的做法，首先將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氣納入到CO2排放量計算范圍之內。此外，由于液化石油氣的消耗量與日俱增，已成為不可忽視的CO2來源之一，因此新加入液化石油氣消耗量。除了能源消耗可產生CO2以外，部分工業生產活動也會產生大量CO2，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水泥生產。因此，本文參照杜立民的做法，將水泥生產過程中產生的CO2排放也納入到計算范圍之中。

京滬地區的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消費量數據來自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的地區能源平衡表，各類能源的消費量=終端消費量+燃燒發電消費量+取暖消費量。各類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參照《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6》附錄中列出的參考數據，碳排放系數參照IPCC（2006）數據，碳氧化因子參考陳詩一做法，煤炭、焦炭取0.99，其余能源類型取1。歷年水泥產量數據源自國泰安金融數據庫，水泥排放系數使用杜立民所用數值。

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表示能源消耗總量，NCV表示平均低位發熱量，CEF表示碳排放系數，COF表示碳氧化因子，Q表示水泥產量，EF表示水泥生產的CO2排放系數。

彈性系數

具體計算時，以京滬兩地收入法GDP中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作為勞動彈性系數，以自然資本租金總額占GDP比例作為自然資本彈性系數，以GDP與勞動者報酬和自然資本租金總額之差占GDP比例作為資本彈性系數。

計算污染排放的彈性系數時，使用stata軟件進行回歸分析。OLS回歸結果（表1）顯示，無論使用普通OLS回歸還是穩健標準誤OLS回歸，污染排放彈性系數回歸值在1%顯著性水平上均可通過檢驗。White檢驗顯示，在10%顯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絕“同方差”的原假設，說明回歸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本文取污染排放的彈性系數等于0.268，這一結果與OECD對中國CO2排放彈性系數的估計值比較接近。

三、建議與展望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的永恒話題，EAMFP概念的提出，使人們對于經濟增長源泉的認知變得更加清晰而科學。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持續推進創新發展。作為全國僅有的兩座科技創新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加快制造技術升級換代，持續優化產業結構，為科研成果快速轉化落地開通綠色通道，培養引進各領域創新人才，既是京滬兩市推動創新發展的已有經驗，也是今后需要再接再厲的努力方向。

2、加快綠色經濟建設。從最近兩年來看，京滬兩市的CO2排放呈現較為明顯的負增長，對于GDP調整起到了積極正向的作用。在未來發展中，應當繼續推廣節能減排技術的使用范圍，降低能源消耗強度，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增加第三產業占比，為全國其他省份樹立好發展綠色經濟的先鋒模范典型，積累并推廣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先進經驗。

3、未來研究改進方向?？梢詮囊韵滤膫€方面完善EAMFP測算工作：（1）使用資本服務作為資本投入指標，重點在于對資本進行分類，設定年限-效率函數、退役函數等。（2）使用勞動時間作為勞動投入指標，重點在于開展社會微觀調查，獲得豐富時間利用信息。（3）納入更多類型的自然資本，如各類礦產資源。（4）納入更多類型的污染排放物，如SO2、NOX等大氣污染物，COD等水體污染物。

注：本文發表自《中國科技論壇》，具體文章詳情請以發表內容為準。作者：趙崢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楊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劉華辰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如需全文請聯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

編輯：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