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專家委員會主任盧中原，在“面向十四五：創新發展與智庫使命-——2020北京師范大學創新發展高峰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全球經濟變局和中國加快創新》的主旨演講。

盧中原指出，當今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經濟重心繼續分化轉移，新技術革命重塑產業形態和分工，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將變中提升，人口、收入和市場格局分化重組，國際金融趨于多元化，糧食安全、能源變革深刻影響各國發展戰略。

在變化的全球經濟格局中，我國的機遇和挑戰并存。一方面，這有利于我國擴大投資、貿易和市場空間，提升產業國際分工地位，分享新技術革命成果并形成不對稱突破和“變軌”趕超，分享全球能源變革和綠色發展成果，參與全球治理變革，提升話語權，維護發展權益。同時，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全方位、深層次的國際競爭日益增強，全球治理變革和經貿規則的重構，以及外部環境多變趨緊和“戰略安全困境”等都給我國帶來挑戰和壓力。

面對新形勢下的機遇和挑戰，中國需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制約；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堅持以制度創新引領、規范、保障技術創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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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會議發言實錄整理：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全球經濟變局和中國加快創新”。我們是智庫，是提供思想素材、思想營養的，為決策者提供決策依據的。我們研究國內的宏觀經濟、中長期發展，一定要有相關背景知識的積累，在把握國家內部的一些政策變化、對一些重大格局的判斷、重大提法的確認和改變方面，要拿出有根據、有見地的參考依據。我將圍繞以下幾點展開論述，主要包括當前面臨的一些重大背景，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還有“十四五”規劃出臺以后對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機遇和挑戰。

我今天給大家更多是分享我們面對什么樣的背景，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中提取什么樣的營養，抓哪些素材，這些素材能夠充實我們的模型，使我們的方法能夠經得住檢驗，并且使我們的決策有可靠的依據，有科學性和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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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當前面臨什么樣的全球經濟變局？

趨勢一：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2020-2035年世界經濟預計平均增長2.6%，發達國家1.7%左右，發展中國家4.9%左右，從去年和今年兩年來看，特別是由于疫情的影響，這個趨勢還是在放慢，這個大趨勢不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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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二：經濟重心繼續分化轉移。

這個趨勢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出現，這種分化轉移在繼續擴散，由此帶來的是工業、消費、貿易、投資增長極更多地出現在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最近這些年我們發現，光靠從生產端/供給端來研究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要看需求端，需求端就是消費、貿易，由消費拉動的外國直接投資的轉移以及由消費拉動的全球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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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三：新技術革命重塑全球的產業形態和分工。

新技術革命會重塑什么，比如現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會帶來什么樣的產業形態的變化，什么樣的產業布局和分工的變化。最近中央在“十四五”建議當中提出要使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高，它意味著什么？在這個過程當中，全球新技術革命對中國構建現代化的產業鏈供應鏈會帶來什么樣的機遇和沖擊，這是需要我們去判斷的。

我個人認為，產業形態現在有兩個主要變化：一個是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另一個是產業融合，比如現在的媒體叫融媒體，傳統的平面媒體等，與自媒體融合起來了。中國近些年提出來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叫新舊動能轉換，新動能指什么？高科技、數字技術、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等等，這些東西都是新技術當中的一些領域、一些突破應用，它無疑會促使產業形態和增長動能發生一些新的甚至重大的變化。

還要注意，不能認為傳統動能沒有市場了。相反，傳統動能如果用新動能去加以改造，它們形成一種新的融合動能，這種融合動能帶來的擴散效應和福利效應可能比高端的新經濟、新技術還要好。其實，運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很可能打破舊的格局，塑造一種新的格局和分工形態，包括產業組織形態、行業的分工形態、區域經濟的分布形態。

中國有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有雄厚的終端制造能力，比如電腦終端、手機終端，如果沒有這樣一些終端的制造業，信息化網絡跟誰連接？這些新技術能否給大眾帶來廣泛的福利，產生經濟學所說的“涓滴效應”，還有技術經濟講的外溢效應？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被現在過于新潮的說法遮住了明澈的目光，這種透視力我希望高校能夠保持住，而且讓它繼續深化。

全球化最根本的決定因素是背后的技術動因，以及驅動資本的動因。在復雜的變化面前，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最根本的東西是什么。中央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有其深厚的技術經濟原因，技術規律往往是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扭轉不了的。但是技術規律也有它的局限，這里說的只是它的積極方面，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趨勢。

趨勢四：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將變中提升。

這意味著投資、貿易更加便利化和自由化。過去跨境投資中國更多是吸引外資進入，但現在越來越多是中國走出去跨境投資。現在跨境電商日趨活躍，無非就是資本的跨境流動。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電子商務跨境的流動，它帶來更高的標準，過去主要是設備、機器、廠房的硬件流動，現在越來越多的是無形的要素流動，它帶來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流動，它帶來更多的新的便利化、自由化，也為投資貿易總量和內容、以及規范這些內容的標準、規則帶來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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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五：人口、收入和市場格局分化重組。

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口增長及其中等收入群體增長。因為這部分經濟體的人口年齡結構是年輕化的，在人口增長過程中，它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成長也就更加強勁。

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發展中經濟體的人口紅利仍然方興未艾，盡管中國正在逐步削弱，但在中國的局部地區可能正在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和成長會帶來市場格局的分化，中國成為奢侈品的全球第一大買家，將來我們把國內市場發展強大以后，把這些購買力留在國內不就更好嗎？海南的免稅額現在放寬到一年10萬元人民幣，將來如果像香港那樣沒有購買額度的限制，就把國內高端消費能力留下了。看來，世界范圍內的人口、收入、市場格局的分化重組，是我們判斷未來商機的很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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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六：糧食安全、能源變革深刻影響各國的發展戰略。

這一點，最近兩年的疫情讓大家看得尤其清楚。很多年前我們國家就在研究國家安全問題，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傳統安全主要指國防安全、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后來我們深入到非傳統安全領域，包括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乃至公共衛生安全，這幾大安全越來越深刻影響各國以及我國的發展戰略。疫情、逆全球化、孤立主義等都在影響著我們。中央為什么提出來“雙循環、以內為主”？確實是深刻地分析了這樣一些安全領域的重大變化和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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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七：國際金融趨向多元化。

這個趨勢的成因主要有三個：一是不少國家紛紛應對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和美國金融霸權的擠壓。人們清楚地看到，美國主觀上越來越在強化它在全球的金融霸權，在客觀上，美元作為結算工具、投資工具、保值工具和儲備手段，都還是難以替代的。而這種金融霸權往往又和許多國的發展及安全利益發生沖突，為尋找規避風險的渠道和工具，不少國家紛紛實行本幣互換和本幣結算等辦法，從而形成去美元化的現象。二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區域金融體系的自主性探索，也有去中心化的作用。三是由于互聯網技術進步例如區塊鏈技術所催生的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分布式記賬，有助于形成相對分散的小的金融中心，這也可看作新技術變革帶來的產業形態和布局的微妙的變化。

比如說中國現在推行數字人民幣，也可以借助區塊鏈技術。我們在國際上積極發起和參與區域性自貿區，為數字人民幣擴大了運用空間，也有利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而國際化，形成國際金融體系中重要的主權貨幣，這是很有發展前景的。人民幣在國際貿易結算當中逐步提升比重，雖然現在還相當弱小，但是這個發展趨勢則是方興未艾的。隨著中國積極推進區域合作、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在國際金融體系當中，人民幣就可能成為一種計價結算、投資、保值增值乃至國家儲備的重要工具，從而推進國際金融體系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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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種變局給大家帶來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

我們面臨的機遇：

一是有利于我們擴大對外投資、國際貿易和市場空間；二是有利于我們提升產業國際分工地位；三是有利于我們分享新技術革命成果，形成不對稱突破和“變軌”趕超。我們要形成不對稱的突破是應該的，形成“變軌”的趕超也是應該的，“變軌”可是主動的，這是很有意義的，對彎道超車，怎么樣能夠讓它發揮主動性，避免被動，被人家給超過去了。四是有利于我們分享全球能源變革和綠色發展成果；五是有利于我們參與全球治理變革，提升話語權，維護發展權益。

全球治理變革也是最近幾年國家高層一直在強調的，我們不要太被動地去接受什么，我們要主動地參與。包括2001年參加世貿組織，是我們根據自己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和國內外，我們主動參與這樣一個進程。參與這個進程在很多方面會給我們帶來被動的打壓、嚴峻的挑戰，這倒逼我們改革國內不合理的體制和政策，同時我們介入了就有介入的話語權，這是很形象的。

中國主動參與世貿組織，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主動地去倡導全球化、多邊化，多邊貿易體制就是我們主動參與全球治理變革。剛才我們講到國際金融的多元化，我們利用多元化、去中心化的趨勢，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在一個個自貿區里面用人民幣來結算、投資、保值。

我們面臨的挑戰：

一是世界經濟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目前出現的公共衛生帶來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它比外交領域帶來的影響還要大。

二是全方位、深層次的國際競爭日益增強。因為我們介入的層次和領域都是越來越今非昔比了，所以我們現在感覺到為什么突然間，很多普通百姓說中國到處是敵人，實際上不是簡單這樣的問題，是我們參與的方位越來越全、層次越來越深，過去我們沒有深層次你感覺不到，當我們深入了層次才感覺到了。

比如說奧巴馬時期的TPP，它是把中國給排除在外的，它是想把WHO給否了。那么我們要不要介入這個TPP？它排斥我們，我們要不要介入？我認為我們仍然要介入。

我們中心的外經部專家跟我說，我們跟東盟簽RCEP，當時東盟是10+3，現在10+6，這10+6里面，好多都在TPP里的，你說它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我們的貿易伙伴？

因為我們介入的層次越來越深了，我們方位也越來越全了。當我們不了解這些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是那樣的一些感覺，但是我們了解這些，我說我們當然要參與。

那我們怎么辦呢？我們先一對一地高標準的貿易，我們學到的是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自由化。所以說好像我們面臨的打壓多了，我們的對手多了，實際不是的，我們跟你談的時候就把背后的玩意摸清楚了，然后我們再跟你高標準談，你想想那時候我們是不是胸中自有雄兵百萬？

三是全球治理變革和經貿規則重構對我們形成倒逼壓力。參與得越深，這些高標準的對我們的倒逼更加厲害，所以我們改革開放要更加主動，這個挑戰是我們要認真迎接的。

四是外部環境多變趨緊，我們面臨“戰略安全困境”。經濟、科技、國防實力提升，本來我們認為應該是好事，影響力越來越大，接受越來越廣，但是我們反而引起的種種非議和遏制越來越多，這叫“安全悖論”。

最近我看到一個學者分析，說中國的產業升級，過去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推進我們的改革開放、對外投資、對外貿易、承接別人的產業轉移，但是這個是西方沒有料到后果這么嚴重，他們也信奉比較優勢理論，結果他們發現，把我們喂肥了，他們變得弱小了。

這給我們這樣的承接產業轉移的國家，后期的發展經濟體帶來什么樣的問題呢？就是我們怎么在趕超的過程中，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我們要升級，它變成中低端了，它就要聯手打壓我們，那我們怎么樣通過國際分工的格局、治理原則規則體系的變革，來使國際分工的利益讓大家覺得能夠比較公正地分享？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思考。

在這里我們看到這樣一些變局的時候，我們如果一味追求自己的產業升級，盡管我們并沒有主觀惡意，但是這會帶來全球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的變化，會導致這樣一些非常負面的意識形態、經濟理論和國際戰略、國內政策的調整，因此這需要我們來認真加以分析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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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怎么加快創新？

一、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十四五”建議提出，堅持科技自立自強，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過去我們更多強調經濟建設和科技要解決互不搭界的“兩張皮”問題，現在中央強調科技創新要堅持“四個面向，”包括人民生命健康成為重大的導向，需要我們非常認真地理解和落實。中央還要求，強化戰略科技力量，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制約；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我覺得，自立自強、自主可控，從來沒有如此嚴峻、如此分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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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

“十四五”期間，將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將從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傳統產業三個方面協同推動，新動能新增長點值得注意，主要包括中高端消費、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瞄準國際標準提高水平。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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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

“十四五”建議強調，要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內市場。說明我們過去內需體系是不完整的，國內市場大而不強，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行業差距都是制約因素；生產、投資、流通、分配和消費諸多環節都還有不通暢的短板和堵點，真正有強大購買力的中高端消費者往往跑到境外去消費。完整的內需體系和強大國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條件。所以要按照中央要求，把供給側結構改革和需求側改革結合起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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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堅持以制度創新引領、規范、保障技術創新。

應當清醒地看到，技術也有局限性，技術有自己的邊界，不可能孤軍突進，包打天下。如果以為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或許可以叫做“技術霸權主義”，就跟以為可以用經濟學解釋一切的“經濟學霸權主義”一樣。技術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而只能解決在它有效范圍內可以解決的問題。吳敬璉先生有一本書叫做《制度重于技術》，我是認同這個觀點的，我認為要以制度創新引領、規范、保障技術創新，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如何以制度創新引領、規范、保障技術創新？我認為可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是要有高標準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二是高水平、嚴格周密的標準化和規范體系。例如市場準入標準和行業規范等等，如果沒有這樣的標準和規范，混亂的市場是不需要技術創新的。三是高標準競爭秩序和市場體系，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四是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體制。例如，有了高標準的自貿體系，才能有高水平的開放，才能有效吸引新技術擴散和應用。

最后簡單補充一點，幾年前我在臺灣交流的時候，臺灣的一個部會首長跟我說，我們很驚訝，大陸怎么發展出那樣大規模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在臺灣這是絕對不可想象的，因為臺灣對金融審批是極其嚴格的。我回答首先這是大陸敢于放開，鼓勵發展普惠金融，監管也還在探索中。現在看來，隨后我們的監管制度沒有跟上，沒有得力的規范和引領，所以我們就缺乏對它正規發展的保障。現在七個部委出手，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終于回答了我心中幾年來的疑問，可見我們開始確實存在放開有余、監管不足的問題。我們要堅持以制度創新引領、規范、保障技術創新，千萬不要讓技術創新成為脫韁的野馬。

*文章觀點經作者本人授權發布，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機構立場。?

編輯：陳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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