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美國通過了影響深遠的拜杜法案,促進政府資助研究產生的專利的轉化。幾十年后,這項被《經濟學人》譽為“美國過去半個世紀最優秀的法案”,激發了大量科技成果轉化,催生了美國創新的黃金時代。政策的影響經常需要十幾年乃至幾十年才能顯現,要求我們要有歷史視野未來眼光,立足未來謀劃當下,避免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為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支撐。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到2035 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樂觀設想,到2050年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已經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創新強國的核心引擎。
科技成果轉化在創新驅動發展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從科技成果轉化的全流程來看,做好科技成果轉化就是要做好四個環節:有的轉,愿意轉,能夠轉,轉得順。
有的轉指的是,要有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的成果,可以進行轉化。愿意轉指的是,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機構有足夠的意愿來進行轉化,涉及的主要是激勵問題。能夠轉指的是,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機構有權利進行轉化,主要涉及知識產權的所有權、使用權歸屬問題。轉得順指的是,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完備,運轉高效,交易成本低。
一、2050年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遠景
(一)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相得益彰
有的轉是科技成果轉化的源頭,但卻常被有意無意的忽略。背后的原因是理論狀況下,基礎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在空間和主體上可以分離。有的區域產業鏈配置完備,有的區域基礎研究力量強,兩個區域可以形成互補,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比較優勢合作。
但是這種模式受到了兩個挑戰:首先是世界形勢的變化。當前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科技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各國已經形成了科技競爭的主要態勢,科技成果的跨國轉化面臨很大的困難。我國科技創新需要走自主創新的道路。第二是科技創新的新趨勢。很多學者認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分界線和前后關系,所謂線性關系只存在在理論中,現實世界里往往是交錯啟發的。因此2050年的大灣區必然要自身擁有雄厚的基礎研究能力,自主創新能力十分突出。
(二)科技成果轉化激勵到位,產權歸屬清晰
在理想的體制機制下,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不需要太多外力推動、太多批準允許,自己有動力有能力從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通過不斷地試錯修正,2050年的大灣區應該建成激勵到位、產權清晰的體制機制。理想的體制機制應該具備兩個主要的特征:一是以人為本。要尊重人性,尊重個性,兼顧經濟、自尊、理想等各方面,不搞一刀切。二是要遵循規律。要遵循科學研究、技術中介和企業經營等等領域的自身規律,要遵循科技成果轉化的規律,避免外行指導內行,拍腦袋做決策。
在科技成果轉化制度設計時,可以借鑒一個重要理念,就是無知之幕。所謂無知之幕的主要意思是說,社會制度設計者在設計制度時,并不知道大家(包括自己)最終在社會制度中的位置,從而保證制度的公平性。
(三)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完備高效
完備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的表現:首先平臺、人才、機構、流程、政策等“基礎設施”建成且運行良好,其次是運行成本低,特別是行政成本和管理成本要大幅降低。科技成果轉化體系理想運行的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大灣區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應該以市場為主導,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確保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應該發揮產業企業的核心主體作用,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組織帶動高校和科研機構、技術中介、金融資本等機構等積極參與。
二、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的歷史經驗
(一)大灣區抓住了歷史機遇,打下了產業基礎
大灣區的發展抓住了改革開放偉大歷史機遇。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廣東依靠港資臺資開展“三來一補”的貿易加工產業。90年代后期我國加入WTO后,廣東對外貿易發展規模進一步擴大,成為了世界工廠的核心引擎。1962年至2018年,廣東外貿進出口從1.91億美元增長到10851億美元,增長5680倍。1986年以來,外貿總額連續33年全國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外貿年均增速高達17.7%,占全國外貿比重由1978年的7.7%攀升至2018年的23.5%。
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深入,廣東開始利用國外市場、資本、技術和人才,世界500強很多都在廣東建立了研發中心。這些技術在本地進行了轉化,同時借助于先發優勢和制度優勢,廣東吸納了大量的內地技術和人才,同時成為了國際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的中心,誕生了一大批民營高科技企業。從高技術外貿來看,2018年,廣東計算機集成制造產品出口達36.18億美元,2012—2018年年均增長10.9%;生命科學技術產品出口30.25億元,年均增長10.4%;航空航天技術產品出口13.77億美元,年均增長22.1%。
(二)大灣區抓住了轉化主體,企業發揮了主導
由于歷史稟賦、區位優勢、制度改革以及其他原因,廣東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臺了全國首個《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鼓勵高科技人員以技術專利、管理等要素入股。這個條例催生一批包括華為在內的高科技企業。
廣東科技發展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企業占主體。從2015年到2018年全省R&D情況來看,粗略講有三個80%。一是工業企業研究機構數量占總體研究機構的比重超過80%,分別是80%、83%、86%和85%。二是工業企業研究人員數量占總體研究機構數量的比重接近80%,分別是79%、805、79%和79%。三是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數量占總體研發經費數量的比重超過或接近80%,分別是85%、82%和80%(2018年數據尚未公布)。
科技成果轉化一定要以企業為主體開展,這是業內的共識。根本上說,科技成果轉化能否成功的評價標準就是產業化是否成功。技術誠然很重要,但是一項原始創新或者技術能否產業化,根本上還需要企業家根據市場信息和市場需求進行決策,圍繞產品開發組建工程師等技術開發人員,并從社會上配置資本等其他資源。所以說廣東抓住了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三)大灣區抓住了問題本質,形成了自發生態系統
近些年來,創新生態系統的概念異軍突起,在學術界和實業界都有大批擁躉。創新生態系統是借鑒生態系統的概念來解釋創新發生的機理。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自發性,轉到市場經濟的話語體系就是要由市場發揮主導作用。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這是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其中累積了大量信息,其運轉也需要巨量信息,但這些知識并不是集中在某個人身上,而僅僅分散不計其數的不同個人中。社會秩序不是來自個人和群體的理性設計,更可能是一種適應性的、自我演化的結果。
廣東特別是深圳的科技成果轉發的發展基本上是以市場為主導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最小。華為、中興、騰訊、大疆等企業都是在市場上自己摸爬滾打發展起來的。深圳在政府干預市場方面也有教訓,上世紀末,深圳市政府曾投入了大量的土地、資金和優惠政策,去支持企業大規模擴大采用已經明顯落伍的顯像管技術的生產線,結果折戟沉沙。本世紀初,深圳一度重點扶持汽車產業的發展,引進內地國有汽車企業,最終不了了之。[1]廣東的成功驗證了自發生態系統的重要性。
三、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未來要做的事
(一)堅持企業為主體的自發創新生態系統
??? 實現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發展目標最重要的是要堅持企業為主體的自發創新生態系統,統籌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有幾個做法可以采用:一是政府要牽頭建設公共基礎設施,包括:公共科技成果轉化平臺,即物理空間、線上平臺、運營機構等,打通大灣區內城市之間、創新主體之間的信息通道;基礎制度,保障科技成果轉化主體的權利。二是要大膽借鑒金融領域的監管沙盒機制,給企業自由嘗試的空間。三是要建立行政的負面清單,限定政府在科技成果轉化領域的權力邊界。除了在負面清單上的事項外,科技成果轉化其他事情都可以大膽干。四是政策制定者要有無知之幕的概念和認知,更要有對規律的敬畏之心,在制定政策時,要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機構和機制,特別是來自企業和高校的專家要參與進來,真正體現各利益主體的訴求。
(二)支持基礎研究和教育事業發展
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在2016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的發言中說,華為已經進入了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這同樣是大灣區頭部高科技企業的困境,未來更會成為大灣區企業發展的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大灣區要高度重視基礎研究。通過合作辦學、自建大科學裝置和實驗室、引進國家大科學裝置和實驗室等多種方式,強化基礎研究。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打造科技、教育、產業、金融緊密融合的創新體系。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又強調,要加強創新人才教育培養,把教育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質量。教育作為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柱,對促進大灣區科技成果轉化具有重大意義。大灣區要支持促進香港高校和其他高校合作,共建新校區新學校,提升整體高等教育水平。利用大灣區產業基礎優勢,鼓勵支持高校和企業聯合共建院系專業,大力發展新型高等職業學校。
(三)構建利于創新人發展的城市
創新不是高科技人才的專屬領地。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種多層次人才的配合,既需要頂級科學家,也需要基礎工程人員,還需要市場經營和管理人才。從更廣泛的創新含義來看,只要有合適的環境,人人都可以創新,人人都是創新人。廣東的歷史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那些在內地沒有成功的人一旦到了廣東,就迸發出活力,闖出了一片天地。
大灣區要加強建設有利于創新人發展的城市,特別是適合年輕人發展的城市。從硬環境來看,要加強高品質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的自然環境、醫療水平和基礎教育水平,加大土地供給,平穩房價。從軟環境來看,要進一步加大制度創新,發揮先行先試優勢,在戶籍制度、社保制度、異地上學等多個社會福利問題上,消除不合理的差別待遇。
*本文發表于《科技與金融》雜志2020年11月刊。
作者:袁祥飛,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產業發展與金融創新中心主任
編輯:陳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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