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大學如何直面改變？積極識變？主動應變？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關鍵議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為我國借助人工智能推動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到2.5億，“國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臺”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全、用戶最多的國家開放課程平臺。面向未來，大學需隨勢而動、應時而為，主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重塑高等教育格局，通過學習方式的進化、教學模式的革新以及治理結構的重構，增強高等教育綜合實力，打造戰略引領力量，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強國提供有力支撐。

一、學習進化：從“知識積累”向“思維塑造”轉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曾指出，判斷學業成功的標準不是獲取特定知識，而是具備較高的批判性思維水平，能夠對海量信息進行篩選、判斷并做出自己的抉擇。人工智能已經為大學學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學生可以更加便捷地獲取既有知識和信息，從而提高學習效果。

美國高等教育信息化協會發布的《2024地平線報告：教與學版》首次增加了人工智能趨勢，來自全球知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百余位專家普遍對人工智能與學習的關系持樂觀態度。報告研究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能夠自主形成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多模態內容，幫助學生完成撰寫演講稿、總結復雜文本、制作PPT甚至撰寫高質量專業論文等任務，從而減輕學習負擔并激發創造力。

然而，人工智能本質上是為人服務的工具。在普通知識和技能更容易獲取的時代，以批判性思維能力為代表的高階思維能力變得更加重要。此外，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也帶來了人際互動模式的改變，“人機對話”多于“人人交往”，可能導致學生情感孤立和社交能力下降。

人才培養是大學的核心使命。可以說，過去“知識就是力量”，現在“思維才是力量”。人工智能時代，大學需積極推動學習方式從“知識積累”向“思維塑造”轉變，鼓勵學生“審問、慎思、明辨”，打造創新人才的能力圖譜、素質圖譜，培育更多有思想、有創造力的人才。

1.健全批判思維培育機制。開設“AI素養與批判性思維”必修課程，通過案例分析、辯論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學生識別可信來源、評估多元觀點、查證同行評審、核實引用以及洞察邏輯錯誤的能力。

2.增強高階認知能力。創造游戲化學習、社交化學習、協同式學習、自主型學習、問題驅動式學習、項目探究型學習等新型學習應用場景，激發學生好奇心與求知欲，鼓勵自我探索與同伴討論，形成獨立判斷與原創性成果。

3.加強社交能力培養。設計團隊協作課程與線下社交活動，平衡人機互動與人際交往，避免學生因過度依賴技術而忽視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

二、教學革新：從“被動適應”向“主動駕馭”轉變

從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大學教育經歷了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轉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動了教育的跨越式發展。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張和技術迭代，大學教學領域的技術應用也經歷了從經驗模仿到計算機輔助，再到人工智能滲透與融合的演變。

當前，以大模型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術正在推動傳統教學模式從孤立、專用向連接、共享、智能轉變。其在教學設計、學習反饋和學業評估中的應用日益廣泛，減少了機械性、重復性教學環節，展現出重塑教學方法和學生體驗的巨大潛力。

為了適應這些變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教師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從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人工智能倫理、人工智能基礎與應用、人工智能與教學的融合、人工智能助力教師專業成長五個維度，明確了教師所需掌握的關鍵能力。歐美許多大學也開始采取策略改進教學模式，例如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通過AI分析學生的學習數據，幫助教師更好地設計課程和評估學生表現。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開設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專門培訓課程，支持教師進行教學數據的深度挖掘與綜合分析。

在歷史動態演進過程中，教師這一傳統職業也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時代在“變”，而“不變”的是，適應能力強、能夠主動掌握新技術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具優勢。在人工智能時代，僅僅“被動適應”技術帶來的教學設施、內容和方法的改變，不僅不利于提升教學效率和質量，還可能影響教師的情緒和心理健康。

因此，大學需鼓勵和支持教師“主動駕馭”人工智能技術，相信人工智能不會摧毀職業，但會改變職業，做好心智、態度和技能上的準備。

1.賦能教師技術素養。通過嵌入式培訓與實踐反饋機制，幫助教師掌握AI工具的應用，主動適應“師—生—機”的深度交互，強化數字教學法的研究與實踐，通過數據分析實現循證教學，根據學習者的行為和表現來調整和優化教學方式。

2.重塑教學價值內核。通過搭建“人工智能+”平臺，促進跨學科協作與同行交流，提升教學策略與方式的創造性，推動教學從“教課程”向“育思維”轉變，從知識灌輸走向探索引導。

3.強化價值引領角色。強調人工智能技術對教師工作的“補充而非替代”理念，將教師定位為智能技術的推動者而非簡單的使用者。鼓勵和支持教師不僅要注重自身應用技術的示范性，更要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宗旨，加強對學生技術倫理的價值引領。

三、治理重構：從“技術賦能”向“治道變革”轉變

“人工智能”的概念最早來源于大學。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計算機科學家約翰·麥卡錫、信息論創始人克勞德·香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等跨學科專家圍繞“用機器模仿人類學習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主題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定義。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工智能在推動大學使命實現、提升大學治理水平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其廣泛應用也帶來了學術作弊和剽竊、個人隱私泄露、算法的系統性歧視與偏見、師生關系“異化”等諸多新的風險。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還可能導致高等教育內容被部分替代，傳統高等教育需求下降，大學面臨資金削減和人員減少等困境。此外，目前大學科層制、等級化的組織形式雖然保障了學校運行的穩定性，但也缺乏對外部環境變遷的敏感性和自我突破的主動性，導致辦學機制僵化、多方主體參與乏力和“象牙塔”里的“官僚主義”等問題仍然存在。

相對于應用領域的“技術賦能”，大學需要應對更加多元、復雜的風險和挑戰。應重新審視自身的角色和使命，錨定建設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積極推動“治道變革”。

1.做治理標準的引領者。充分利用大學的原始創新和應用場景交叉優勢，在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合法、合規、合乎倫理地融入教育教學的同時，帶頭倡導“智能向善”，研發和推廣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標準規范，引領和帶動人工智能治理標準建設。

2.做協同治理的合作者。主動走出大學“圍墻”，與企業、社會共同開發人工智能技術的產業與就業解決方案，推動教育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及評價體系的全面更新，為公眾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機會。

3.做內部治理的創新者。高度重視人工智能作為積極技術資源在推動大學自身改革方面的作用。在組織機制上，通過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整合，推動冗長的科層制轉換為高效的分布式、網絡化、扁平型組織結構。在常規事務治理機制上，推動大學治理的數據化、結構化、程序化，減少行政事務的冗員負擔，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糾紛和矛盾。在決策治理機制上，構建多元參與、交互驅動的智能決策系統，推動資源分配、項目評審等由經驗決策向“人機合作”決策轉變，營造開放透明的學術生態。

來源說明：本文作者趙崢，原文刊載于《中國經濟時報》2025年04月07日，有刪減。

編輯：于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