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11月24日，受中關村全球高端智庫聯盟“智庫之聲”邀請，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關成華教授作了題為《創新是人類對未知領域的有益探索——兼論創新的本質》的專題講座。關院長在講座中分享了他近11年時間，對于“創新”的研究、探索和實踐。特此將講座內容梳理如下，以饗讀者。

目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發展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正發生深刻復雜變化，僅靠要素驅動的發展已經難以為繼，走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將是大勢所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創新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

在這個新的歷史階段，各級政府必須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充分認識和把握面臨的新形勢和新挑戰，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動創新型國家、科技強國建設取得更大成就。這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大任務。

鑒于此，首先，我們要全面了解創新，弄清楚什么是創新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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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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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中文詞義溯源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民族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我們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思想，強調要‘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句話出自《禮記·大學》，其完整的表述是：“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意思是：商湯王刻在澡盆上的銘文是：“如果能夠一天新，就應保持天天新，新了還要更新。”《康誥》說：“激勵人棄舊圖新。”《詩經》說：“周朝雖然是舊的國家，但卻稟受了新的天命。”“新”或“創新”一詞即濫觴于此。

在中國的古文中，“創新”并不是一個詞，而是由“創”（始）和“新”（非舊）兩個字組成的短語，即創造新的東西，或者開始新的行動。雖然中國很早就有人談及創新，但創和新放在一起來說往往是不好的意思，總之在中國古代用得不太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創新”都被視作貶義詞。自秦開始，國家強調中央集權和大一統，創新精神逐漸衰落。特別是西漢時期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創新思想更是難見天日。

后來，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對創新也偶有論及。

《南史》中記載，南朝宋孝武帝劉駿在位期間（453-464年），因寵妃殷淑儀逝世而哀慟不已，有大臣上奏，建議改革禮儀制度為殷貴妃立別廟：“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

《魏書》（554年）中記載：“革弊創新”；

《周書》（636年）中記載：“創新改舊”；

康有為在1902年寫的《大同書》中，描述了一個充滿創新氣質的國家：“創新理者為圣哲，創新術者為慧巧，創新益者為明智”，全社會“皆創新之是圖，無他志焉，無他思焉”。

1980年代后，中國才逐漸接受創新概念，到1990年代才開始做創新的研究。現實中我第一次接觸“創新”這個詞是在1998年。當時，在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上，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了講話，多次提到“創新”，直到今天，創新儼然被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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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英文詞義溯源

2010年我前往被多次評為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國家——美國，開始為期5年的訪學生涯。初到美國，一個鄰居聽聞我研究創新，便送了我一本美國第二任總統John Adams的傳記，還在便簽上寫了一句話——the early innovator founding father。他說：“我知道你們講創新多數時候指的是科技創新，但美國人談創新的時候，會把這樣的人當成最早的創新者。”

有意思的是，他所說的founding father實際上是國父的意思，也就是最早創建國家的人，我們也許會想到華盛頓，但美國人會把簽署《獨立宣言》的那一批人都稱作國父。你會看到美國的很多書里，不僅有founding fathers，還有founding mothers。在美國人眼里，《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1787憲法》是美國最開天辟地的創新。

“創新”在美國被使用得很廣泛，美國的繁榮史就是善于創新的人民的歷史。《They Made America》（美國創新史）一書對這一理念給出了比較全面的詮釋。作者通過講述美國歷史上53個不同領域的創新故事，從蒸汽機到搜索引擎，呈現了美國200年來的創新歷史。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Harold Evans在引言中提到，其實美國人對政治、社會等領域創新的關注遠超實用發明領域，而“美國處處都是硅谷，時時都在產生Facebook和亞馬遜”的觀念并不全面。

類似于中國古代，創新在西方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也扮演著貶義詞的角色。人們用它不是表示贊美，而是表示指責。“創新者”（innovators）即意味著異端。比如，在16到17世紀，歐洲基督教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和教派沖突，并導致重大的宗教改革。在此過程中，很多人由于被指為“創新者”而獲刑入獄，甚至被割掉耳朵。

19世紀，為了適應工業革命的發展需要，innovation一詞被作為術語引入科學和工業領域。那時，人們更普遍使用的詞是“invention”（發明），特別是技術方面的發明。主要原因是那個時期消費文化興起，專利數量增加，政府強力支持實驗室建設和科技研發工作，科技發明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

真正將innovation帶入現代學術界的人，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這也是在做經濟學和創新研究時，繞不開的一個人。

1910年，熊彼特在《維也納大學學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的文章，首次提出“經濟變化源于創新”的觀點；1912年，《經濟發展理論》出版，開創性地提出了“創新理論”；1939年，《經濟周期：資本主義過程之理論的、歷史的和統計的分析》出版，對創新理論進行系統論述，使“創新”開始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重視。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以對資本主義分析為主，賦予了創新豐富的經濟內涵。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概念：一是創新，二是企業家。他認為，創新就是要把一種新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引入生產體系，以實現對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包括采用一種新產品、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五種情況。

對于企業家，熊彼特進行了重新界定。他認為，企業的基本職能是創新，企業家是創新的主體。創新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存在著某種潛在利益，創新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這種潛在利益，因此，企業家要具備能及時看到潛在利潤的眼光、勇于冒險的膽量、能實現生產要素重新組合的能力。

除了逐利性外，企業家創新的動力還源于企業家精神。他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創新既讓過去的固定資產設備和資本投資悉數貶值，又能產生大量新的資本來彌補這些貶值和無效。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創新必須成為企業家的本能。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將innovation引入了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他也因此被譽為“創新經濟學之父”。同時，他還將發明（invention）和創新（innovation）做了區分：發明是新工具和新方法的發現，而創新是新工具和新方法的應用，只有成功實現了商業化的發明，才可以被稱之為創新。在此后一段時間內，innovation的主要舞臺是經濟學領域。

二戰以后，經濟學界出現了許多熊彼特的追隨者，他們循著熊彼特開創的研究途徑，對創新理論進行了補充和發展。主要成果有兩方面：一是技術創新經濟學，以技術的變革和推廣為研究對象；二是制度創新經濟學，以制度的變革和形成為研究對象。

20世紀60年代，隨著科技成果大量涌現并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創新”在科技領域的運用迅速增多，學界幾乎以“科技創新”指代了“創新”的全部含義。必須承認的是，在事實領域，科學理性可以讓我們把握高度的確定性。但是，科學理性主導的科技創新并不能構成創新的全部內涵。

進入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紀之后，雖然科技創新仍是“創新”的核心議題，但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和追求全面、協調和可持續，對教育、政治、環境和文化等方面的創新，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重視。這一格局基本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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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的本質

隨著創新這一概念越來越普及，使用范圍越來越廣泛，追求全面理解已成為大勢所趨。過去幾十年來，創新主要應用于經濟與科技領域，是與這個歷史階段相適應的。目前，創新實踐已經發了重大變化，在各個領域均有突出表現。

近年我國提出“全面創新”口號，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對于一個國家或社會來說，究竟什么樣才算是“全面創新”，如何才能實現“全面創新”？這已經成為亟待回答的時代課題。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創新。

從現有的創新定義來看，在學術界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熊彼特給出的定義。但是這個定義僅立足于經濟學領域，限定范圍過于狹窄，遠不能體現當前創新的實踐發展。其次是其他學者的定義，例如，國際知識管理專家艾米頓提出，“創新是新思想到行動（New Idea To Action）”。雖然比熊彼特的定義更為寬泛，但是沒有包括思想本身的深化與突破。

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文化制度創新都只是創新的一部分，創新應有其知識體系。想要綜合、全面地理解創新，就必須超越具體、割裂的領域，從哲學層面對其一般本質和規律進行探討。結合歷史、現狀以及中西方對“創新”的使用情況，我們可以賦予其一個相對廣義的定義——“創新是人類對未知領域的有益探索”。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人類”、“未知領域”、“有益”、“探索”四個關鍵詞。接下來，我將對其逐一進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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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人人都是創新人

“人類”是創新的主體，擁有創新的本能。一方面，創新是人類共同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個人都不例外。創新貫穿于人類產生、存續與發展的全過程。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人類的創新史。人類身上存在一種神奇的力量，驅使著自身不斷去探尋解決問題的新辦法，以此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而且，越是在關鍵時刻，開展創新的痕跡就越明顯。

在我此前撰寫的《城市創新人：人本考量與國際借鑒》一書中，也提出了“人人都是創新人”的觀點。在埃德蒙.菲爾普斯今年出版的新書《活力：創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動經濟增長和國家繁榮》中，他也認為大多數創新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的，“如果人類擁有如此非凡的天賦，那么整個社會只要有意愿，就可能建立起一個允許和鼓勵新想法產生的經濟，從而推動創新和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創新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是一種人類本能驅使的自發性目的或者沖動。英國哲學家羅素把人類的天性分解為三個組成部分：占有欲、權力欲和創造欲。他認為，占有欲和權利欲，是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和對統治權利的渴望，也成為社會沖突與矛盾的主要癥結。而創造欲，則表現為人對科學技術的創造，以及對社會文化的創造，其成果大部分是精神文化產品，這些產品具有可分享的特點，分享的人越多，其價值就越大。

羅素稱，這些欲望“沒有一樣可視為附屬于其他東西，沒有一種形式是導源于其他形式的”，即占有欲、權力欲和創造欲都是根本性的，是一種本能，不能用其中一個來解釋另一個。創新之所以成為人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創造欲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是人內在的深層次需求，是人改善生活、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創造欲的外化和對象化，凝聚為人的需要，驅動著人們去奮斗和創造，制造出新的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

總結而言，創新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是人類的本質屬性。支持創新、參與創新、提升創新能力，是人類天然的、固有的權利與責任。每一個社會都應該為其成員充分地享有這種權力、履行這份責任，盡可能提供好的保障，創造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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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知領域：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

“未知領域”是創新的客體，也是創新的空間。我們可以將未知領域理解為一種“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三無”狀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把原始創新能力提升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強化科技創新源頭供給。這里提到的“原始創新”就是未知領域的一種表現方式。未知領域的突破是“從0到1”的突破，往往伴隨著重要的發展機遇。科學家和創新者們應勇于直面不確定性的未來，在沒有模仿對象、方向未知的領域開展全新的探索。

那么，未知領域中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在哪里？從實踐來看，主要來自學科的交叉。

喬布斯曾說：“蘋果處在人文科學與技術的交叉口上。”他總是有意識地將自己置身于藝術與科技的交匯處，因此蘋果的產品注定是將科技與設計、人文，甚至是與浪漫結合在一起。當然，這也與喬布斯本身對文化具有濃厚的興趣相關。

喬布斯在中西文化之間也在做交叉探索，將商道與禪修深度融合轉化。作為一名虔誠的禪宗教徒，每日禪修打坐是喬布斯多年的習慣。《史蒂夫·喬布斯傳》中曾寫道：“禪修磨練了喬布斯對直覺的欣賞能力，教他如何過濾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在他身上培養出了一種基于極簡主義的審美觀。”

學科交叉創新其實由來已久。達芬奇的靈感與創意，正是來自于人文與科學之間的交叉。他曾廣泛而深入地研究解剖學、透視學、幾何學、物理學和化學，為從事繪畫作好了充分的準備。他用一句話概括了他的《藝術專論》的思想——“欣賞我的作品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數學家”。

2019年，97歲的科學圈“村上春樹”——約翰·班尼斯特·古迪納夫教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成為歷史上最高齡的諾貝爾獎得主。古迪納夫就屬于一個多學科交叉的典型人物。他30歲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后來轉做化學研究，54歲開始專研電池，94歲投身超級電池研發。獲獎的鋰離子電池研究就是以傳統電化學為核心，涉及物理、化學、能源、材料等多學科交叉的系統性研究。

可見，在未知領域中，容易取得突破的地方大多屬于交叉學科。未來，通過學科交叉的方式，發現、攻入和解決未知領域問題，將是長久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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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益：創新應有價值導向

“有益”是對創新性質的界定，是一種價值導向。創新是為了生活更加幸福、世界更加光明，因此，創新的結果應有益于人類社會。離開人類文明大道的為所欲為，只能帶來災難與損失，不能算作創新。

現在我們還經常提到一個概念，就是社會創新。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推動實現共同富裕被擺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應對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社會流動性下降與階層固化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社會問題，僅僅依靠政府、企業、社團組織、公民社會及國際組織單一的力量和單打獨斗的方式很難解決。社會創新的核心要義是通過跨界協作來整合社會資源，以尋求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社會創新就是打造面向未來的共同富裕社會不可或缺的“第三只手”。

社會創新的內涵在于解決社會難題，而非單純的利益回報。例如，斯坦福大學有一個專門的社會創新中心——斯坦福慈善與社會創新中心（簡稱“PACS”）。中心于2010年收購了社會創新領域較權威的刊物《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并以此作為連接學術研究和實踐反饋的橋梁，搭建了一個集結全球慈善和社會創新人士的傳播平臺，產生了很多借由學科交叉來推動社會創新的內容。

哈佛大學設有一個10萬美元的創新獎學金，用來鼓勵學生通過創新解決社會問題，2012年，一位意大利學生獲得了該項獎學金，他的創新是——在不發達國家，用中國絲綢包裝疫苗來解決疫苗在特定溫度下的保存問題。

在新加坡，有一個社會創新項目“GoodLife ! Makan”，建筑設計師把社區閑置空間改造成自助式公共廚房，社區的老人們可以來這里集體做飯、吃飯、聊天。老人既是義工，也是食客，他們在這里享受分享的快樂，不被隔離，沒有社會歧視，可以和他人交流。

履行社會責任是創新的未來方向。互聯網經濟的崛起，讓我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與紅利，但也帶來無法回避的擔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信息、數據和隱私都屬于個人財產。然而，很多時候這些信息都被互聯網企業“悄無聲息”地拿走了。而互聯網公司一旦失守于社會責任，造成的危害將如大壩決堤。我們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彭特蘭教授正在合作進行大數據產權方面的研究。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被稱為“世界最好的7個大數據科學家之一”。

另外，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異軍突起”的P2P網貸亂象叢生，運營商在互聯網金融業務創新與合作的過程中，既沒有保障用戶的損失，也沒有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所以說，現在很多企業打著金融科技和互聯網的旗號做創新，其是否真的有益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

我們身處一個社會價值引領經濟價值的時代，創新型企業如何成為社會企業以及如何解決自身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城市創新面臨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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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索：“事業家精神”和“實干主義”

“探索”標示了創新的途徑和方式，既包括過程、也包括結果。探索意味著結果是不可預見的，但這是唯一有效途徑。探索要求我們突破現有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創新，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人能夠預見未來并進行有效指導，這便需要我們培養事業家精神和實干主義精神。

世界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講創新時提及了entrepreneur（企業家）和entrepreneurship（企業家精神）。在我國，企業家經常被理解為商人（經商的人），但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在國外，entrepreneurship主要指的是在創新者身上所表現出的敢擔風險、大膽實踐、堅持堅守直至成功的品質。所以中文的語境最近有了變化，將entrepreneurship理解為了創業。

在英文中，entrepreneur可以用來指兩類企業家，一類屬于private領域，另一類屬于public領域，甚至可以分成更多。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商業家、政治家還是學問家，都要首先成為秉承“企業家精神”的“事業家”，展現出堅忍不拔、不斷學習從而把事情做成的精神，而不是能賺錢的那個意思。因此，我更建議將entrepreneur翻譯成事業家，將entrepreneurship翻譯成事業家精神。

我曾經在博客里寫過文章，其中一篇講的是硅谷從何而來。實際上，硅谷是從波士頓128號公路開始的，硅谷的名字就是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搬過去后誕生的。那么，128號公路是怎么來的呢？這里面也有企業家精神。追根溯源，128公路能贏得今天的盛名，要感謝兩個重要人物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位是力排眾議并頂住壓力修建此路的麻州公共事務局局長威廉·卡拉翰，另一位是慧眼識珠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員工杰拉爾德·布雷克里。在美國人眼里，他們就是弘揚了“企業家精神”的“事業家”。

另外，在波士頓地區，還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市長——托馬斯·曼尼諾。他做了30多年的市長，70%的波士頓居民都認識他，最后大家給他的評價就是public entrepreneur。

英文中還有一個詞——pragmatism（實用主義），用來形容一個人非常厲害。實用主義常被誤解為功利主義，其實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實用主義是從希臘詞“πραγμα”（行動）派生出來的，核心在于行動，英文中的意思是動手做、大膽闖、大膽試。innovation會與entrepreneur、entrepreneurship和pragmatism一起來用，以表明人的創新精神。因此，我更建議將pragmatism翻譯成實干主義。

有一個關于實干主義或者說動手文化的小故事。我在芝加哥的一位師弟曾經問我“你過來后感覺怎么樣？”，我的回答是“人變傻了，手變勤了”。什么意思？一方面，人變傻了，說的是人們的溝通方式直來直去，不拐彎。手變勤了，說的是動手文化。從我們的角度看，這里的服務業是落后的。沒有人把餐盒送到你面前，很多事都要自己動手，只有極少的人在雇司機、請保姆。

在中國，我們會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我們往往更青睞于從事腦力活動，而不注重動手能力。我們的人工便宜，人人雇工，以雇得起工為榮。然而，我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動手能力和動腦能力正在逐步退化。

很多創新都是從動手開始的，尤其從事理工科的人最能體會。大家都知道車庫創業的故事，21歲的喬布斯與26歲的沃茲尼亞克就是在車庫里創立了蘋果公司。車庫對于美國人來說就是工作間，他們喜歡在自己家的車庫里享受勞動的快樂。大多數時候，他們不是因為沒錢、條件艱苦才去車庫，車庫內水電網絡一應俱全，條件并不差。他們只是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中，然后便有了傳承，并且形成了這樣一種文化氛圍。

現在在我國，很多學校都在學習車庫文化，也就是動手實踐的文化。而動手文化、實干主義與事業家精神等因素便是“探索”創新的基石。

以上就是我現在對于創新的一些理解。在創新領域，目前我國在論文發表、專利申請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績，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任正非在早年講過：“創新是個汪洋大海，中國的創新是海里的一根針，華為做的是針尖上的事兒。”?

我國確實在某些細分領域有很多根針尖，但從針尖發展到火柴頭或小木棒卻很困難。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們應該從文化、制度、習俗、生態中找尋答案。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以我們擁有的龐大市場，相信我們一定能把創新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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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英成秀

編輯：陳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