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經濟在保持多年高速增長之后，資源約束、環境污染等問題凸顯。《201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254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占比高達75.1% 。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對當今中國而言，人民最重要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對良好生活環境的渴望；最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綠色發展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綠色競爭力將成為未來城市之間角逐的主要戰場。

一、現狀

1 空間差異明顯

從城市綠色競爭力地理區域劃分的角度看，我國城市綠色競爭力的空間分布存在著明顯的“洼地”現象。中部地區城市綠色競爭力相對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較為薄弱，東部地區城市綠色競爭力優勢明顯。

東部城市綠色競爭力指數平均值達到0.2701，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四個一級指標中，除自然資產與環境壓力外，其余三個都具有絕對優勢；西部地區城市具備的資源環境天然優勢，對綠色競爭力指數排名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綠色競爭力整體水平處于中游；中部地區在城市綠色發展方面沒有明顯優勢，城市綠色競爭力相對落后。此外，東北地區城市綠色競爭力與中部地區整體水平相當，綠色競爭力水平亟待提高。

2 城市綠色競爭力的形成具有“行政優勢”

從中國城市綠色競爭力指數的綜合排名來看，不僅僅是在地理區域之間城市綠色競爭力差異明顯，在同一行政區域內同樣存在懸殊表現。省會城市、副省級以上等區域中心城市綠色競爭力往往要大大高于其他地級城市。

我國31個省會城市的綠色競爭力指數及其排名的平均值分別為0.2995和39，其中22個城市排名都在前50名之內（含），除西寧排名第107位之外，其余8個城市也都排名50-100位以內，且城市間差距較小。這不僅得益于省會城市本身對資源的吸引力相對于其他地級城市要更加強大，同時得益于當前我國城市綠色發展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政府的壓力。

事實上，城市綠色發展不但需要政府的推動，更需要企業、社會和公眾的廣泛參與，才能形成持久的綠色內生增長動力。

3 呈現“同群效應”

從城市綠色競爭力的地理分布來看，呈現同群效應的特征。我國城市綠色競爭力較高的地區往往會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在城市群層面體現出高于其他區域的綠色競爭力優勢，部分城市群已經呈現出協同發展的格局。

中國城市綠色競爭力指數綜合排名前100強的城市中，有84個城市屬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群。其中，有34個城市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加上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和北部灣城市群，共有60個城市位于上述城市群，其余24個城市則分布于山東半島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和呼包鄂城市群等區域性城市群。

城市群內，城市之間通過構建有效的協調發展機制，在城市功能定位和分工的基礎上，相互促進、共同高效地完成了城市群內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合力為整個城市群內的城市綠色競爭力提升提供支撐。

4 呈現“俱樂部收斂”特征

我國城市群綠色競爭力水平不但存在顯著差異，甚至不排除有些區域之間的差距會不斷擴大，呈現出明顯的“俱樂部收斂”特征。所謂的“俱樂部收斂”是指擁有相同穩態特征的空間組群最終收斂于相同的長期增長路徑。

報告所考察的13個主要城市群綠色競爭力指數從高到低排列依次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哈長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北部灣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城市群綠色競爭力指數均值為0.2510，中位數為0.2480，標準差為0.0234。城市群中綠色競爭力最大為0.2886，最小為0.2198。

排名靠前的城市群得益于靈活的市場制度和有利的區位優勢，預計未來仍可保持領先位勢；而排名靠后的城市群受制于體制約束及地緣劣勢，未來上升途徑可能較為曲折。

5 城市規模是提升城市綠色競爭力的密鑰之一

從不同人口規模城市的綠色競爭力平均水平來看，超大城市組的城市綠色競爭力平均值為0.3556，該值要明顯高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綠色競爭力水平，是不同規模城市組中水平最高的一組。

一方面，人口的集聚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是因為人口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人口集聚能加快產業轉型速度，通過服務業比重的提高而獲得更清潔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人口的集聚將加快技術創新和擴散的速度。人口規模的增長在一定條件下能創造更多科研成果，從而促進技術創新和擴散，提高勞動生產率，產生正外部性，推動經濟增長。在環境上主要表現為生產技術和減排技術的提高，達到減少污染產生量和排放量的結果，降低排污成本。從全國層面來說，大城市的發展恰恰有利于實現環保目標，因此城市規模是提升城市綠色競爭力的密鑰之一。

6 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綠色競爭力密切相關

從中國城市綠色競爭力指數綜合排名可以看出，綠色競爭力高的城市往往也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城市綠色競爭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整體存在正相關關系。

城市綠色競爭力指數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有7個城市位于高收入組，排名前20位的有16個城市位于高收入組。而且只有高收入組城市綠色競爭力平均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等偏下和中等偏上收入組中的城市綠色競爭力水平都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表明，地區環境污染程度會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呈倒U 形關系。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從相對清潔的農業經濟到污染較重的工業經濟，再到環境友好的服務型經濟，污染情況先增后減，或存在跨越現象。得益于經濟發展帶來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生產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資源效率的顯著提升，使得高收入城市在經濟基礎、資源與環境以及社會各個方面相對于中等收入組城市幾乎都具有明顯的優勢。

二、制約因素

1 科技水平亟待提升

盡管多數城市普遍都經歷了連續多年的經濟增長，但是技術進步的作用在城市綠色競爭力的形成中存在顯著差異。

一般而言，區域經濟增長質量主要是由增長動力決定的。如果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依靠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區域經濟增長的質量就不會太高，城市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創新驅動。

創新涉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全要素、全系統、全方位變革，各類創新中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是科技創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具有決定性影響。從全國看，我國城市科技創新能力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遙遙領先，而其他地區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落后；從全球來看，目前我國企業的創新還是以外圍技術和外觀設計為主，核心技術的創新數量還較少，特別是在一些高新技術領域，國外擁有的有效發明專利數量數倍于國內。

2 資源環境過度消耗和破壞

粗放式發展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對資源環境的極度消耗和破壞，這給城市發展造成了極大的自然資產和環境壓力，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帶來的是對自然資源和周圍生態環境的大幅需求。土地、資源和能源的極度消耗，導致了越來越嚴重的城市擁堵、環境破壞和能源緊張，諸如此類問題的產生降低了城市的生活質量和生產效率，同時還會產生大量的廢物排放，帶來諸多難以逆轉的社會問題，嚴重制約著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盡管上海、天津和武漢等大城市綠色競爭力綜合排名位于前列，但其更多的是依靠經濟增長帶來的拉動，自然資源稟賦相對較少和污染排放數量較多是其綠色發展的重要短板，如何減輕城市發展對自然資產和環境造成的壓力，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之一。

3 資源環境利用效率偏低

城市發展過程中帶來的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持續惡化，根本原因是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從城市綠色競爭力的構成來看，在綜合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呼和浩特和昆明在經濟增長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由于技術落后、能源利用率偏低、污染處理水平不高及單位產值能耗大等問題，其資源利用效率在全國的排名卻較為落后。這樣的不足和不充分既浪費了能源，又污染了環境。

4 政策制定和社會響應力度較弱

從排名比較靠后的城市分布來看，中西部地區城市的環保意識和綠色行動普遍有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受制于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政府政策的制定傾向于實現城市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而與綠色發展相關的產業普遍見效慢、投入大，因此，部分城市對于綠色發展的關注度不夠。同時，部分中西部地區的居民由于收入水平較低和環境意識較為薄弱，對綠色產品需求度不高，綠色行動參與度較差。

三、途徑

1 牢固樹立城市綠色發展新理念

城市的本質是為人類創造美好生活的家園，而美好生活的實現離不開城市綠色發展。發展和綠色是密不可分的，失去綠色的發展，即使犧牲了環境、資源、健康，也只可能換來短期的增長，卻換不來長期的發展。

城市進步的根基在于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推進，生態保護為綠色發展提供資源補給和環境支撐，經濟發展為生態保護提供資金扶持和技術支持，最終實現“綠水青山、金山銀山”兼收并蓄。

2 全面推進城市綠色發展新模式

城市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減少對于生態環境的消極影響而實現經濟發展，將城市作為倡導綠色發展、踐行生態文明的載體，將綠色作為城市發展最鮮亮的底色。

一是通過開展城市環境保護和治理技術研究，加快清潔能源、清潔生產及綠色生活等環保技術的應用，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等綠色標志性產業并形成比較優勢，實現從源頭到終端整個鏈條上節能、降耗和減污的目標。

二是以綠色生態城區、循環經濟產業園區及綠色能源基礎設施等建設引導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以生態城市、海綿城市、綠色城市和健康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設引導形成集約發展、綠色低碳的城市建設運營模式，提升城市綠色競爭力。

3 培養公眾綠色參與新意識

在環境保護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公眾參與是政府和市場治理的有益補充。

一方面，不但需要立法確定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公眾能真正獲得參與環境保護的權利。政府要為公眾參與培育良好的制度環境，提供順暢的參與渠道，拓展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廣度和深度，鼓勵多層次、多渠道、多主體的公眾參與。另一方面，需要著力培育公民的環境意識、提高公眾的環境認知能力、喚起公眾自發參與環境治理，這是保證公眾參與效果的關鍵。未來我國城市綠色競爭力的提升應該也必將體現出更多公眾的貢獻。

4 推動城市群發展新協同

未來區域之間的競爭已不再是單個城市的競爭，而是以城市群為基礎的區域間的整體競爭，因此，城市綠色競爭力的提升應該借助于城市群的力量，相互促進，互為補充。

國家級中心城市、區域性核心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應形成合理有序的分工合作，城市間應避免重復建設與惡性競爭，積極走集群化、錯位化、創新導向的產業發展道路，促進群內城市產業轉型升級；還應當積極為周邊中小城市提供知識和技術支撐，使之成為區域經濟增長甚至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術池”，充分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國家級中心城市、區域性核心城市對中小城市、縣域經濟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須打破行政和體制的限制。

注：*本文引自“城市綠色發展戰略研究”，刊載于《中國國情國力》2018年第5期，作者關成華、韓晶。

編輯：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