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區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創新區？肯德爾廣場又是如何重塑空間創新地理的呢？從基礎維度看，重塑空間創新地理需要“錨定”資源稟賦；從動力維度看，空間創新地理的演變是供需兩側動態博弈的結果；從績效維度看，空間創新模式成功的共性因素在于創新生態。

圖：肯德爾廣場，來源：Adobe Stock

?　　從位于波士頓市中心的公園街站出發，乘坐具有百年歷史的地鐵紅線，穿過橫跨查爾斯河的朗費羅橋，欣賞稍縱即過的兩岸美景，是許多到哈佛大學訪問交流的學者都有過的體驗。而到達目的地——哈佛廣場站之前，在連接波士頓中心城區與劍橋市的紅線地鐵線路上，還有一座與另一所世界名校緊密關聯的站點——肯德爾廣場／麻省理工學院（Kendall/MIT），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在這里，除了世界名校麻省理工學院外，還聚集著麻省總醫院、布羅德研究所、福賽思研究所、科赫研究所等一流科研院所，云集了諾華、輝瑞、谷歌、微軟等2000多家生物醫藥、信息技術領域的知名企業和600多家行業領先初創公司，被譽為“全球最具創新性的一平方英里”。而從歷史文獻上看，肯德爾廣場的位置最初只是查爾斯河旁的一塊鹽沼地。自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相當長時間里，這個區域也主要以生產自行車輪胎、肥皂、乒乓球拍和冰淇淋為主，似乎與科技創新并無直接關聯。那么，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區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創新區？肯德爾廣場又是如何重塑空間創新地理的呢？我想試著從“基礎-動力-績效”三維角度去簡單回應這些問題。?

　　一是從基礎維度看，重塑空間創新地理需要“錨定”資源稟賦。空間創新不僅要關注創新什么、怎樣創新，更要關注“在哪里創新”的問題。不同的地理空間，擁有不同的資源稟賦，而如何正確看待、充分利用自身的資源稟賦，形成有競爭力的創新模式則是空間創新的基礎所在。2014年，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曾提出創新區（Innovation Districts）的概念，并認為依托于高校、院所等“錨機構”形成“錨定加”（Anchorplus）效應是構建創新空間的重要模式之一，肯德爾廣場也在報告中被作為了“錨定加”空間創新模式的典型案例。回顧歷史，肯德爾廣場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創新空間之一，的確與麻省理工學院這一“錨機構”的創新資源“賦能”密不可分。?

　　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于1861年，以教研結合和技術能力著稱。其校訓是“MindandHand”（手腦合一），與中國文化中的“知行一體”有相通之處，不僅在教學科研過程中強調科學探索與實用性的融合，更注重科學技術成果的轉化與應用。1916年，麻省理工學院遷址至肯德爾廣場附近，在之后的一個多世紀特別是二戰后的時間里，都深刻地影響著地區創新發展進程。如20世紀6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陸續接收了區域內的廢棄工業廠房，將其改建為科研與工業結合的“科技廣場”綜合辦公樓。20世紀80年代，學院通過發揮癌癥研究等重點實驗室的創新外溢效應，進一步推動區域向全球生命科學和生物制藥行業集中轉型。20世紀90年代，學院依托雄厚的控制論、人工智能、計算機語言、機器學習技術實力，把握互聯網蓬勃發展機遇，使得肯德爾廣場成為眾多互聯網企業的最佳選址地。2000年以后，學院則圍繞創新人才和企業對生活和交往功能的強烈需求，致力于開發公共區域和公共服務設施等，打造多功能的城市綜合創新區。總的來看，盡管肯德爾廣場在重塑創新空間的過程中，也曾遭遇過類似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電子研究中心關閉的挫折。但是，得益于“錨定”麻省理工學院這一創新資源稟賦，肯德爾廣場得以不斷接受高水平創新資源和研究能力的輻射帶動，并通過釋放創新資源集聚效應，培育和吸引大量全球頂尖的創新企業，仍然得以重塑空間創新地理，實現區域創新發展的鳳凰涅槃。?

　　二是從動力維度看，空間創新地理的演變是供需兩側動態博弈的結果。空間創新模式的形成與演變存在供給驅動型和需求拉動型兩種主要模式。前者重點是從基礎研究到應用開發，再到產業化和市場化、以技術為導向的線性過程，更多強調基礎科學、工程技術和研發活動對于空間創新的驅動作用。后者認為科技創新要滿足市場需要才能取得重大突破，空間創新活動的方向與速度主要取決于市場潛力和市場增長。傳統的線性創新模型認為基礎科學的進步自然能夠引發特定空間創新產業的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但實際上這一觀點可能并不全面，供給驅動型創新模式固然重要，但需求拉動型創新模式也在空間創新特別是科技成果產業化轉化方面扮演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肯德爾廣場的發展，得益于麻省理工學院等一批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源源不斷的研發成果供給支持。但同樣離不開企業和社會創新需求的牽引和拉動，并因為能夠不斷地感知需求、適應需求、滿足需求，實現了科技成果的高效轉化應用，激發了區域科研供給潛能，顯著地提升了空間整體創新效能。從企業創新需求看，肯德爾廣場聚集的眾多企業一直擔當著科研成果“商業化”引領者的角色，他們擁有敏銳的創新嗅覺并按照市場規則將資本、人才等資源配置到可以形成經濟價值的創新活動當中，引導著科研機構形成更具針對性的行業問題解決方案。目前，麻省理工學院有超過20%的研究中心由企業出資創立，類似媒體實驗室（MediaLab）等著名科研平臺均有明確的企業服務目標。同時，這種企業創新需求驅動的正向效應也被更多院校所重視。如同城的哈佛大學，在北奧爾斯頓開發建設新校園項目時，就試圖復制目前肯德爾廣場的成功模式開發企業研究園區。從社會需求看，波士頓市就是肯德爾廣場諸多新技術的積極倡導者和率先使用者。如麻省總醫院、波士頓兒童醫院這些在全美醫院評比中名列前茅的臨床醫院，就對新藥品、新儀器、新器械有著巨大需求，不僅是肯德爾廣場醫藥企業的主要科研合作伙伴，也是支撐醫藥研發與生產的重要客戶群體。?

　　三是從績效維度看，空間創新模式成功的共性因素在于創新生態。空間創新模式并無一定之規，關鍵在于是否“殊途同歸”。無論是供給驅動模式還是需求拉動模式，空間創新最終的目的都是要通過創新提升要素效率，應對不確定性風險，實現空間創新成本的最小化和空間創新效益的最大化。而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是多樣化的，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區域都有可能結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形成高水平的創新空間。但無論采取何種模式、選擇哪種道路，要想取得優異的空間創新績效，良好的創新生態都必不可缺。?

　　從肯德爾廣場的創新實踐來看，其在營造創新生態方面同樣可圈可點。在物理空間上，肯德爾廣場注重構建集生活-工作-娛樂為一體的混合創新區。區域科研辦公、零售、餐廳、咖啡館、電影院等多種業態混合布局，建筑風格、規模和色彩多種多樣，隨處可見的風雨連廊和地下通道串聯著重要的創新節點，營造了開放性和融合性的創新空間。在治理機制上，肯德爾廣場通過發展麻省技術領導委員會、馬薩諸塞州技術合作辦公室等社會組織，推行校區、園區、社區“三區聯動”的靈活治理模式，推動高校、企業與政府間的互動，協同推動創新與空間建設。在文化氛圍上，肯德爾廣場注重通過各種類型的非正式、小規模的研討、專業人員培訓、不同群體的聚會和社交活動，將各種不同背景不同想法的人聯系起來，促進高頻次的充分交流、創意分享和思維碰撞，并提供了強大的創新人脈和社交網絡。這種輕松自由、鼓勵突破、跨界合作的創新生態，不僅讓肯德爾廣場的創新活動更有力度，也更具溫度，使其成為創新人才和企業的棲息地。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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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