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社會的今天，真正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于蓬勃發展的數字信息技術。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并成為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展的重要動力。數字技術推動了經濟革命，產生數字經濟。

當前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中，這場數字化革命正在以開放知識為基礎、以技術創新為推動力，從傳統的制造、管理、流通領域的數字化擴展到包括人工智能、科學研究、政府宏觀調控等新興經濟領域，逐漸形成一個經濟體系。

隨著我國新經濟的快速發展，2017年，我國已經成為數字經濟（PC端網民和移動端網民數量）用戶規模第一大國。因此，北京作為我國首都應把握數字經濟這一歷史契機，加快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對于北京乃至全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必將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一、數字經濟驅動地區創新發展的模式研究

基于我國不同地區數字技術和資源的特點，從數字經濟創新鏈條角度研究，可以分為三大創新發展模式。

第一類是引領模式。該種模式內數字創新資源豐富，高校、科研院所和信息技術、大數據、云計算平臺、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企業等新一代數字技術企業眾多，高層次數字技術人才充裕，基礎設施完善，處于數字經濟創新鏈條的高端，主要以研發、溢出和帶動為主要形式。

第二類是轉移模式。這類區域數字創新資源和要素相對缺乏，常常臨近創新資源和要素豐富的地區或特大城市，具有良好承接數字創新要素轉移和成果轉化的地緣優勢，處于數字創新鏈條的中端，所以，該種模式以孵化、應用為主。

第三類是提升模式。這類區域擁有良好的投資區位和環境，處于數字創新鏈條的低端，隨著大規模的數字技術、人才、資金流入，企業成為實現數字技術轉移、促進數字技術溢出、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有效載體（見表1）。

二、北京數字經濟發展現狀測度

（一）北京數字經濟發展規模

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數字資源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眾多數字技術企業云集為北京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高層次創新人才資源也為北京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本文主要根據1993年版SNA，將類似非數字產業中的數字活動列為輔助活動（企業內部為其各種生產活動能夠順利進行而創造條件），雖然SNA沒有為輔助活動提供針對性的算法，但是估算和記錄輔助活動是有必要的。

因此，本文對于北京數字經濟規模測算將包括數字經濟輔助活動，可用公式表示為：

本文擬從非數字產業部門對數字產品及服務的中間消耗占總消耗的比重來確定非數字產業中數字輔助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即：

這一方法的運用主要包括兩個數字經濟運行假設：第一，所有非數字部門中數字產品投入與非數字產品投入對部門增加值的貢獻是無差別的；第二，屬于同一行業部門的非數字部門在投入產出結構上是同質的。然后，使用最新北京投入產出表（2012）對北京數字經濟規模進行測算。首先將5個數字產業增加值進行累加，得到北京數字產業部門總價值為3395.9億元，占當年全國數字產業部門增加值的11%；其次，利用公式2計算出數字輔助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為1192.8億元，占全國數字輔助活動所創造增加值的0.08%；最后，利用公式1計算北京數字經濟總規模為4588.7億元，約占2012年北京GDP的26%，數字輔助活動創造的增加值占北京地區總增加值的81%。

通過數據顯示可見，北京自身數字經濟發展具有巨大潛力，但是，北京作為我國首都，數字產業發展增長速度仍有待提高，發展規模占比較小，對于全國其他地區的引領作用仍需進一步增強，整體來看，北京數字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見表2）

（二）北京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目前，衡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標志是人均信息消費水平。由于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本文用人均通信數據代表人均信息消費，通過數據顯示，近10年來，北京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近2.2倍，人均數字消費水平提升了1.3倍，但是數字消費占人均消費的比例卻減少了約0.5倍，可見，居民消費中用于數字消費的比例逐年減少（見表3）。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尚處于數字和智能社會的初級階段，2015年北京居民消費支出中30%用于居住性支出（見圖1），全國年人均信息消費（包括信息技術消費和通信技術消費）只有300美元左右，不到美國的1/10。

因此，2016年出臺的《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要求2020年信息消費總額達到6萬億元，人均信息消費約700美元，這也僅僅相當于巴西2014年的信息消費水平，所以，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仍然任重道遠。?

三、北京數字經濟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分析

（一）數字經濟下的產業選擇

數字經濟是利用數字技術和基礎設施為全世界的個人和組織提供全球化的數字平臺，幫助個人和組織之間的交流和合作。

從狹義上看，數字經濟包含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從廣義上看，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包含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的發展，還包括與數字技術相關的可以被數字化的其他產業和領域，例如娛樂業（音樂、游戲、影視等）、出版業、物流運輸業、傳統工業與軍事工業等。

從技術角度來說，數字經濟是利用數字技術、思維和平臺等助推各行各業發展，從產業角度來說，數字經濟既是傳統行業網絡化、數字化，又是數字產業同制造業、金融業等傳統產業進行全面的、深層次的跨界融合。

數字經濟對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具有巨大促進作用，數字經濟對傳統行業的影響呈現過程科技化、市場全球化、交易無形化、競爭完全化等特征，數據流動已成為傳統行業發展的新動力與引擎，并且促進傳統行業的升級與經濟轉型（見圖2）。

（二）引領和轉移相結合的發展模式

數字時代之前的工業時代強調的是規模經濟，即單一產品生產規模擴大而使得產品平均成本下降的一種經濟模式。而當今數字經濟強調的是范圍經濟，是在各種資源共享的條件下，各個組織之間協調分工，帶來比自身發展更大的經濟效益。

我國各地區之間產業結構、數字資源稟賦和創新資源分布等存在較大差異，決定了北京作為首都的獨特區位環境優勢、科技創新資源、數字資源等優勢，使北京有條件發展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經濟創新高地，同時，雖然北京數字經濟發展規模和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或地區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但是相比我國其他地區，北京仍是數字技術和產品的發達地區。

所以，我們認為，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推進，北京可以通過孵化和應用的方式，首先將數字技術轉移到附近的津冀地區，帶動津冀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而后通過研發和溢出方式，將數字技術滲透到全國其他地區，起到引領和帶動的作用，最終促進中國數字創新鏈條從低端走向高端（見圖3）。

四、研究啟示

工業時代的勞動、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是四大生產要素，到了數字時代，數據則是重要的生產資料。有統計顯示，數字經濟未來幾年將占到全球經濟的22.5%，到2020年，將產生超過44ZB的數據。

面對大數據的到來，各國紛紛出臺應對數字經濟的國家戰略，英國出臺《數字經濟戰略（2015—2018）》，目的在于建設數字化強國；德國發布“數字戰略2025”，“明確了德國制造轉型和構建未來數字社會的思路”；日本則提出“建設超智能社會”，將網絡的虛擬空間和現實社會空間協同和融合。

我國最新發布的《新一輪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數據和知識已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將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數字技術資源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電信、各大國有銀行總部、互聯網新貴等云集北京，為北京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奠定了堅實發展基礎。

北京擁有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一大批高等院校，以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所屬院所為代表的一大批國家科研院所等，豐富的高層次創新人才資源也為北京發展數字經濟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

因此，北京應把握數字經濟這一歷史契機，充分利用共性技術（硬件技術、大數據、計算智能、模式識別、機器學習）和智能技術（感知識別、認知計算、知識工程、智能控制、人機交互、協同系統），大力發展重點數字領域（虛擬機器人、智能金融、政府決策、電子商務、智能交通、智能城市、互聯網信息、社會治理、教育、網絡安全、虛擬現實、科學研究、知識自動化和無人系統等），加快傳統產業和推動新產業數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打造智能社會。

*本文摘自《首都科技創新發展報告2018》，作者由雷，李修全。

編輯：笑今